科室主任

杨仕明 杨仕明

职位:主任医师、教授(知名专家)

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国家重点学科)主任,聋病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973项目首席科学家,听觉植入中心主任,国家人工耳蜗项目技术指导专家。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导师。 ...

门诊出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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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仕明,闯荡无声世界的中国军医
时间:2018-06-04 17:01:28    作者:许陈静 罗国金    来源:人民日报    浏览:2551次

杨仕明有一家特殊的病人:三姐妹都是耳聋患者,小时候由他主刀做了听觉植入。2013年至2014年期间,长大后的三姐妹前来复诊,这是其中的大姐在杨仕明的诊室里接受检查。

“这不是她第一次被学校拒绝收留,也不是第一次蹲在角落里看其他小朋友玩耍,甚至不是第一次被推倒在地。她希望有人告诉她,为什么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在一部公益微纪录片中,镜头一开始就如此揪心——可爱的小女孩听不见任何声音,只能凝视着大人们一张一合的嘴,连大眼睛里的困惑都是怯生生的。那个残忍的诊断结论,她当然也听不到:“听力完全丧失,我们基本可以确定,她就是极重度的神经性耳聋。”

这张稚嫩的脸庞上,还会有笑容吗?

答案是:会。在“天使听见爱”的病房里,植入内耳的人工耳蜗开机测试,这个世界的声音第一次涌向她,她带着巨大的新奇,重新打量这个世界,笑了。

2018年初夏,人民日报中央厨房“环视听”工作室记者走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天使听见爱”的病房。在科主任杨仕明眼里,这间病房是特别的,一个个小病人像小天使那样可爱;而在孩子们眼里,这个高高瘦瘦、穿着白大褂和绿军装的医生叔叔就是神奇的天使,把声音带给了他们。

“这是十几年前我们治的那个孩子”

杨仕明记不清自己救助的第一个孩子叫什么名字了。“天使听见爱”的活动进行了将近10年,由他主刀植入人工耳蜗的孩子有好几百个,“他们的名字都取得不错,包含着父母美好的愿望,但他们来到我面前时,因为听不见,整个家庭的状况都谈不上美好。甚至相反,是贫困而愁苦的”。

所以他记忆中更深刻的,是第一次走进这样的家庭时看到的一切。“那是浙江余姚的一个孩子,三四岁大,我到他家里一看,不能说家徒四壁,但经济很拮据了。再看看孩子的病历、片子和听力检查资料,是重度耳聋里治疗难度较大的。而且他一年一年长大,已经错过了1到3岁学习语言的最佳时期,急需救助。”从这孩子家里走出来时,杨仕明很触动,第一个念头是,“我们社会确实需要更大的发展啊!”第二个念头是,“我这个医生可以为他做些什么?”

不仅仅是一台手术那么简单。一个人工耳蜗就得十几二十万元,还有往返北京的开销、康复的费用。那样贫困的家庭,只怕一个硬币都要掰成两半花吧?杨仕明所做的,比一个医生的本职更多一点,他联系到了救助资金,又给这笔救助款找了可靠的管理方——宋庆龄基金会。这样,孩子得以免费植入人工耳蜗。

“所以事情就这么一个一个做起来。”转眼就快10年了,当年余姚那个孩子,已经考上了中学,成绩不错,话也说得不错,日常的学习和生活归于正常,压在整个家庭上的那块巨石挪开了。

杨仕明主刀救助了几百个孩子,没有一例失败的。这些孩子常常给杨仕明写信,在信里画上花儿草儿,或是自己喜欢的其他东西。每次拆开信,杨仕明都觉得格外温暖,“看到了他们心里的那些阳光”。

他从来没有刻意去记这几百个孩子的名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他的出诊、教学、科研任务很多,时间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只要这些名字再次出现,他一下子就能反应过来。前几年,他出门诊,听到助手叫号,“傅心慧(音)!”他脑子里立刻弹出一个画面——1997年国内刚开始做人工耳蜗移植,最早一批接受手术的孩子里就有个叫傅心慧,一岁三个月,做完手术,全麻还没醒透呢,就光着屁股、夹着尿管,在病床上爬来爬去,淘气又可爱。他脱口而出:“这是十几年前我们治的那个孩子!”话音刚落,诊室的门推开了,一个长发披肩的姑娘走进来,坐下,扎起头发,露出了佩戴的人工耳蜗。杨仕明心里感慨:“都长成大姑娘了啊!要不是拨开头发,谁会发现她和其他年轻人有什么区别?医学的进步真好啊!可以让他们和正常人一样追求幸福的生活。”

在杨仕明的电脑里,还并排存着两张三姐妹的照片:左边是她们小时候因耳聋来求诊时的模样,穿着红衣裳,扎着小辫,杨仕明给她们做了听觉植入,照片上的她们天真无邪地笑着;右边是2013年至2014年期间,长大后的三姐妹来复诊的模样,剪了短发,亭亭玉立,跟杨仕明合影时快乐地笑着。

隔着十几年的时光,那些被改变命运的人鲜活地出现了。在当时,手术台上的杨仕明和同伴们或许不会想到,行医即是扶贫;而今天,“天使听见爱”已经在自觉践行精准扶贫的理念——改变个体命运,进而改变一个家庭的生存状态。

“你是杨教授,也是猪教授”

每年,杨仕明和他的同事们要做500多台人工耳蜗移植手术,总共已完成4000多例,这个数量在国际上是惊人的。中国是人口大国,自然也就是耳聋病人的大国,约有3000万人。其中重度耳聋、需要植入人工耳蜗的也就多了。

面对蜂拥而来、苦等生机的病人,杨仕明在繁重的临床任务之余把大量精力投入到科研中去探索创新技术。“耳聋里面有很大一部分是遗传性耳聋,父母耳聋,生下来的孩子就耳聋,或者父母携带基因突变,孩子也耳聋,就这么一代一代传下去。这些遗传的基因在哪里?怎么改变?我们没有办法钻到孩子的耳朵里面去研究,只能找动物来做模型。”

和许多学科一样,世界各国听觉研究科学家的传统模型也是在大鼠、小鼠、豚鼠这些小动物身上做试验。直到有一年,杨仕明跟着一支医疗队下基层,到了四川荣昌,当地有一家中科院下辖的研究机构,里边有个养猪场,养猪场的负责人跟杨仕明说:“杨教授,你把我们这儿作为一个动物基地,研究研究可好啊?你看我们那几头猪,走路晃晃悠悠的,反应也很迟钝,又查不出什么毛病。”杨仕明一听:“哎呀,这猪怕不是耳聋吧?”他马上带着机器、带着课题组跑去给猪检测听力,果然,完全是聋的。再扩大检测范围,不得了,这一窝猪生下来的猪仔全是聋的,猪仔长大了生出的下一代还是聋的,“它跟人一样,是遗传性耳聋啊!”再进一步检测,好家伙,导致这一窝猪耳聋的基因,跟人的基因也是一样的!

当地的听觉研究条件十分有限,杨仕明当即决定,把这些耳聋猪带回北京的研究所里。整个课题组赶紧打听怎么给猪买车票、买机票,最后风尘仆仆总算带回来了。杨仕明干脆给课题组的微信群取了个名字:拖猪队。

“拖猪队”在医院里名声大振。但杨仕明发现,这些耳聋猪一路颠簸,到了北京之后,状态并不好,一只只蔫蔫的,不利于医学观察。从长远计,只能换个办法,“猪不动,人动,我们去养猪场建专业的测听室和手术室,把设备仪器搬过去,在养猪场里给猪打全麻、做手术、植入人工耳蜗。建好之后,我们去一次能做五头、十头,甚至二十头猪的手术,也能节省不少经费。”

5年的时间里,杨仕明和他的团队给将近1000头猪做了手术并建立了猪听器的数据库,打破了原先用小动物做模型的桎梏,在跟人体耳朵结构近似的大动物身上建立了耳聋致病模型。后来,杨仕明应邀参加哈佛大学医学院耳鼻喉医院的学术演讲,讲的就是这一研究成果。整个会场都激动了,原定一个小时的演讲延长为三个小时,美国医学研究人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最终决定,建议美国药监局把耳聋猪作为临床之前的一个大动物实验环节。

从那以后,国际耳聋学界开始叫杨仕明“猪教授”。杨仕明解释:“不不不,我姓杨,在中文里跟羊一个读音,我是杨教授。”外国同行认真而钦佩地说:“知道知道,你是杨教授,但你也是猪教授,太了不起了!”杨仕明一笑,也就接受了这个称呼,“因为我知道,一个医生要变成医学家,才能深入地为人类做贡献。我的右手在做手术,左手在做研究,这一点始终不会变。”

“师生关系,情同父子”

在杨仕明的心里,行医有三重境界:从医生到医学家,再到医学科学家和医学大家。他的从医路上,遇到过两位公认的医学大家,一位是姜泗长,一位是杨伟炎。

杨仕明的桌上有一本《师道》,就是科室为纪念第一任主任姜泗长而写的。“他年轻时参加过爱国救亡的‘一二·九运动’。1947年,他去美国芝加哥大学留学。解放前夕,别人想方设法要去美国,他却在1948年回到了南京中央医院。人家高兴坏了:‘姜泗长,你回来了?那你来当这个院长吧!’院长的帽子一甩给他,人家就跑了,他则在战火中坚守医院。解放后,1959年,他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建立起我们这个耳鼻喉科。他成了我们医院的第一位院士,也是中国耳鼻喉科学界的第一位院士。在他生前,法国一位著名的耳鼻喉科教授一连用了三个称呼,对他说:‘姜泗长,姜先生,姜医生,你是12亿中国人的耳鼻喉科领袖。’这句话一点都没错,他真正称得上一代宗师,一生甘为人梯,救人无数,也育人无数。”

1993年,杨仕明考入姜泗长门下,攻读硕博。跟着这样一位医学大家,好几年杨仕明见到老师都说不出话来。在送这个小弟子去日本留学前,姜泗长去实验室里看他。当时杨仕明正在做分离毛细胞的实验。人体就是通过内耳上的细胞绒毛振动感知到声音的,这个毛细胞的长度只有10到15微米,想分离出来难度非常大,医学界没多少人能做到,但杨仕明能,“我可能就是和毛细胞有缘”。他从细胞培养皿里取出笔尖大小的一个绒毛,就能分离出几十个、几百个毛细胞。姜泗长看完了,嘱咐了他一句话:“你到了日本,是跟人家学习的,你会什么,就说会;不会什么,就说不会。”

到了日本的实验室,教授果然问他:“你会些什么?”杨仕明如实回答:“我是名年轻的医生,看病经验浅,研究也做得粗浅,只学了分离毛细胞。”日本教授看似一脸平静:“那好,你分一个看看。”杨仕明便当场从小鼠的耳朵里取出绒毛,放入培养皿中,分离完毕,放到显微镜下一看,哗,就像满天星一样,很多很多。他请日本教授来看,日本教授只看了一眼,脸色变得异常严肃,把整个实验室的人全部叫来观看。现场一片惊叹。日本教授对他们说:“从今天起,杨博士需要什么,你们就提供什么,你们全力保障他的研究。”

从日本回国后,杨仕明又得到了第二任科主任杨伟炎的悉心栽培,在他35岁那年,就放手让他执笔编写《中国突发性耳聋指南》——一个疾病,如果有了全国性的治疗指南,诊治工作会变得更加方便、有效。到了2015年,杨仕明根据新的研究,执笔《中国突发性聋诊断和治疗指南(2015)》,这个新指南的治疗效果已经优于国外的指南。新指南问世一年后,杨伟炎就去世了。杨仕明痛悼恩师,情真意切。师生感情如此深厚,以至于学界不少人以为“杨伟炎就是杨仕明的父亲”。每次,杨仕明都肃然答道:“我与杨老师,是师生关系,但情同父子。”

最初接触杨仕明时,很容易感受到他的冷静与理性。但在他忆及两位已故的恩师时,那些潜藏的大喜大悲、有情有义就涌上来了。“很多地方都只有五官科,是姜老师把它变成了耳鼻咽喉科。到了杨老师那一代,又把它变成了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我们这一代的使命,是要把它变成耳鼻咽喉头颈颅底外科——颅底是一个禁区,就像楼上楼下交界的地方,谁也不敢轻易去碰,里面布满了致命的电线水管。我们总要去攻克那些看起来难以战胜的疾病,这就是医生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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